梁启超与五四运动

梁漱溟的意思是说，时代已非梁启超的时代，五四运动之后，他更要随着时代的潮流走了，而不能引领这个时代了。不过，梁启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，他有一根敏感的神经，可以随时和新的时代气息相呼应。郑振铎曾经讲到他和康有为的区别：“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：康氏是执著的，不肯稍变其主张；梁氏则为一个流动性的人，往往‘不惜以今日之我，难昔日之我’，不肯固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。”所以说他“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，始终能随了时代走的”。我们看他在“五四”之后的言行，似乎已能感觉到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形势，启蒙、救亡、革命，互争长短，时代又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头。历史的车轮要驶向何方，没有人可以阻挡，但总会有人以自身的睿智在此地设置一两块路标，以启示后来者。而且，这些路标不是供后来者发思古之幽情的，它所提供的应该是一种镜鉴，一种启迪，并使后来者能够从这里吸取一些必要的经验教训。

按照梁氏的想法，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革命，而是建设。这个建设就包括了经济的建设和文化的建设。按照这个思路，旅欧归国后，他发誓告别政治，专做文化。此后他作《欧游心影录》，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加明确。他曾说到旅欧的目的有两个，一个是以私人的资格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中国申诉其权利，再一个，就是拓一拓眼界，求一点学问。而他所求到的学问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罗素的以东方文化救西方文化之弊。这时他已跳出大约20年前旅美时对西方文化的肤浅认识，他认为，欧战之后，欧洲人之所以失去“安身立命”的所在，盖源于“19世纪中叶，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，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，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。……所以就私人方面论，崇拜势力，崇拜黄金，成了天经地义；就国家方面论，军国主义、帝国主义，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。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，其起源实由于此”。他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不覆欧洲之辙，所以，在为文化团体共学社拟定宗旨时，他明确提出了“培养新人才，宣传新文化，开拓新政治”的主张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的善变之中又有不变，还是他多年来所主张的“新民”。他说：“从前的立宪党，是立他自己的宪，干国民什么事？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，又干国民什么事？……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，20年来种种失败，都是为此。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，便着实忏悔一番，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、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，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、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，各人拿自己所信，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，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，质而言之，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，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，才是真爱国，才是爱国的不二法门。”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，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的今天，我们再听梁启超的这一番话，是不是感慨良多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