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启超与五四运动

除了精神上的这种联系，更进一步言之，诱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，其实是由梁启超发给国民外交协会的一封电报引起的。这封电报的内容由林长民写成《山东亡矣》一文，发表在5月2日的《晨报》上，两天后，高呼着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口号的北京学生，就走上了街头，五四运动遂由此爆发。显而易见的是，梁氏的电文为那天的大游行提供了直接的导火索。不过，说起这篇电文的内容，话就长了。就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，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，中国得以跻身战胜国之列。这一年的12月28日，梁启超自上海启程，前往欧洲。他特别声明，此行“与政府方面无关，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”。此时的梁启超还抱着宪政的理想，以为国民可以对政府承担监督和批评的责任。所以他拒绝成为官方的代言人，而坚持其民间立场。

但巴黎和会的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。一向被政府隐瞒的去年9月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内容已传遍巴黎，而最初承诺主持正义，帮助中国的美国，其后亦转变立场，使中国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。先期得到消息的梁启超，立即向国内如实报告情况。他从巴黎致电外交委员会的汪大燮、林长民，揭露北洋政府的恶行。汪、林二人接到梁氏的电报，马上联合张謇、熊希龄、王宠惠、庄蕴宽等人，组成国民外交协会，并致电梁启超，委托他为协会之代表，向巴黎和会请愿，力争山东主权。但此时已难于挽救危局于万一。4月30日，和会置中国利益于不顾，公然将原德国在山东之特权全部让给日本。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，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虑签字。

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，梁启超立即致电国民外交协会，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，以抵制卖国条款。于是有了前面所言林长民依据电报内容撰写新闻稿一事。林长民即林徽因的父亲，与梁氏为生死之交。他在文中惊呼“国亡无日”，呼吁“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”。北京的学生就是读了这篇文章相约于5月4日上街游行的。所以也有人说：“在革命史上有名之‘五四运动’遂由林氏一人造成。”此言虽有夸张之嫌，却也道出了一点事实。

梁启超结束在欧洲的考察游历启程回国已经是第2年的1月17日，在海上航行了近两个月之后，直到3月5日，他才抵达上海。此时，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，《新青年》诸公正忙于为“问题与主义”而争吵。他在上海仅停留了十余日，便赴京面见总统徐世昌，除报告欧游经历外，还特别请求释放去年因五四运动而被捕的学生。在请求没有得到允诺的情况下，离京前，他又专门留下一封信给徐大总统，这封信的内容随后刊登在3月26日的《申报》上。在信中他对学生们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并进而申辩：“……此等群众运动，在欧美各国，数见不鲜，未有不纯由自动者。鬼域伎俩，操纵少数嗜利鲜耻之政客，则尝闻之矣，操纵多数天真烂漫之青年，则未之前闻。”为国家前途着想，为保护难得的民气，他奉劝徐大总统切不可一误再误。

这一年的5月，是五四运动的周年，梁启超作了《“五四纪念日”感言》一文，其中谈到他对“五四”的价值判断和思考：“吾以为今后若愿保持增长‘五四’之价值，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。”他在这里所表达的，正是旅欧归来之后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之时经常想到的一个问题，朋友们之间，也常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，蒋百里在致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就曾说过：“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，是一种自觉的反省，正是标明吾辈旗帜，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。”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办学讲学、著书立说、出版刊物，梁漱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：“民国八九年后，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、林长民、蓝志先、张东荪等，放弃政治活动，组织‘新学会’，出版《解放与改造》，及共学社丛书，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，完全是受蔡先生（元培）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