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孩子在东莞金洋市场内失踪 父母原地等待13年

“樟木头家里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。”22岁的李丽婷说。她时常觉得，学校和家里就像两个世界。

在学校里，她学的是经济领域的“朝阳行业”信用管理，紧跟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；她组建社团，结识朋友，去参观“小蛮腰”和琶洲广交会，乘坐新开通的地铁线路外出游玩。去年，她还随一项活动去了香港。外面的世界，似乎每一天都是新的。

5岁时的李嘉华

即便是“看上去没什么变化的”樟洋社区，这两年也变得有些不一样。旧天桥变成了立交桥，略显闭塞的社区里有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店，就连水库边原本荒芜的一片地，也被地产商赋予了“香樟半岛”这样诗情画意的名字，开发成高端住宅区。

“回到樟木头的家里，时间好像变得停滞。”她一字一顿地说。“家里还是老样子，弟弟丢失的那种伤痛还在那里，让人一下子就回到过去。”

2015年春节，李丽婷避开父母，躲在被子里用手机看完了电影《亲爱的》。窗外，喜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这个22岁的女孩儿却对着屏幕，泪流满面。

影片里一群父母集体寻找丢失孩子的情节，深深击中了她，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家庭。

“多希望能像电影里黄渤一家那么幸运。”她说，那一刻， 她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对弟弟的思念，从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。

隔着一道门，她的父亲李少方和姑父徐玉常、姑父的哥哥徐玉堂相顾无言地喝着闷酒。每年这个时候，“团圆”对三个家庭而言，总显得格外遥远。

自从丢了孩子， 他们便不愿回老家过年，“别人问起来，总是无言以对。” 相同的遭遇让原本有亲戚关系的三个家庭走得更近，酒局结束时，三个男人抱头痛哭。

13年了，身边的孩子都已长大，失踪的三个孩子在父母心中，却永远是童真的模样。“我时常梦见她，还是小时候的样子，喜欢跳舞，瘦瘦小小的。”徐文萍的妈妈陈万水说。

跟其他两个母亲交流后，她发现母亲们的梦都相似。她们有时梦见孩子童年时的事情，有时则梦到在某个偏远的山区里，失散多年的孩子被找到了。

醒来后，他们发现身边只有当年剩下的寻人启事。启事里面，走失的年限被圆珠笔一改再改，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却一直不敢变，总是全天开机。

孩子们失踪时，还没上学。父母给他们取的大名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。在家里，亲友们都唤他们乳名。

因为从小活泼好动，总是扭来扭去，李嘉华的乳名叫“阿扭”；徐文萍生得纤纤弱弱，个头儿比同龄人都小，外婆给她取名叫“米姑”，那是客家方言里的一种袖珍的植物；徐嘉德小时候哭起来常常喘不过气，显得有些娇弱，父母希望他好养一些，便叫他“狗记”。

小儿子阿扭的丢失，也让李少方开始严格限制另外三个孩子的外出活动。他不让李丽婷参加学校的春游；每天放学时间刚过，他就开始坐立不安。大儿子李扬华曾经因为打电子游戏回家迟了，李少方发动全家去找，还揍了他一顿。

“大弟弟后来懂事了很多。”李丽婷回忆，“他逐渐意识到小弟弟的失踪对整个家庭的影响，以后再也没去过游戏厅。”

到上初中的年龄时，三姐弟陆续回到梅州五华的老家。身材高大的李兰花则从小儿子失踪后，变得体弱多病。这些年，她先后在咽喉、胸腔和肾脏动过手术，还得了高血压。

在老家和外地读书时，懂事的李丽婷总是寄明信片或写信给妈妈，把“在电话里说不出口的话”写进信里，逗母亲开心，鼓励她振作。因为今年47岁的李兰花，经常担心自己活不到儿子回来的那天。

尽管觉得家里仿佛“一潭死水”，讲起话来文文弱弱的李丽婷总是一放假就回到樟木头。“越是这样，才越需要和家人在一起，帮他们分担。”

在家的日子，她和妹妹李丽娴会代替父母，到市场里操刀卖猪肉。李扬华还在老家的中学准备高考，成绩很好，在家时总努力逗奶奶和妈妈开心，是家里的“开心果”。

“小弟弟的失踪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。”李丽婷说，这些年里，三姐弟间从未吵过架。

她更怀念四姐弟过去打打闹闹的日子，怀念“下雨天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的感觉”。她的父亲李少方也是如此。

“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。”李少方说，小儿子的丢失是“命里的劫数”。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不再有未来，现在的生活都是在和过去拉扯。

说话间，他忍不住又拿起儿子当年的照片端详，四个孩子当中，阿扭长得最像他。

如果儿子没有失踪，李少方想过改行做烟酒茶叶生意，或者经营一家茶餐厅。但家庭的变故将他困住了，不得不继续卖猪肉。

“他们对‘卖猪肉’一定有印象！”徐嘉德的母亲李秀云笃定地说，这几个孩子都在猪肉档间长大。她还记得徐嘉德坐在自己腿上，问过往的人要不要买猪肉的情景。

“我们几个守在这里，只希望今生能再见他们一面。只要知道他们好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足够了。”

对李少方一家来说，2011年算得上一个转折。这一年，44岁的李少方第一次接触了电脑和互联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