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孩子“言教”和“身教”都不可废

在晋朝，有一个叫刘实的人，字子真，高唐（今山东省）人。少年时代，家里很贫穷，靠卖牛蔽寒用的“牛衣”维持生活。即或是如此，他还是非常好学，古人称赞他是“手约绳，口诵书，博古通今”。他不仅有很学问，着有《春秋条例》一书；而且品德高尚，“清身洁己，行无瑕玷”。

刘实做了官以后，地位高了，仍旧严于律己，注重自身的品德修汽，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不肯奢侈豪华，不建造房屋，添置家产，始终过着平常人的生活，在社会上的□碑很好。

刘实的品行，在外面和在家里都是一样。在这样的父亲身边生活的子女，会时刻都能看得见的。然而，有的儿女却偏不跟父亲学习。

刘实有一个儿子叫刘夏，从小就和父亲生活在一起。按理说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应当受到父亲高尚品德的影响。但使人不解的是，儿子和老子的品行却是完全两样。刘夏在为官以后，贪赃枉法，屡屡因贪污受贿而受到制裁，父亲也因此两次受到株连罢官。

儿子犯了罪，清正廉洁的父亲也跟着被罢官，刘实觉得有点儿不大公平。他实在想不通，就跟他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了纠结在他心里的疙瘩。

听完述说后，那位朋友对他说：“当然，谁都知道，你是个出了名的好人，清官。儿子犯罪，罢你的官，你觉得有点儿冤枉。可是，你既然是个清正廉洁的父亲，为什么平时不好好教育子女，叫他们学习你的好品行和为官之道呢？ ”

朋友的劝说，刘实却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我的品行端正，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，也并不是祖上叫我这样做的。一个人的路，究竟要怎么走，那完全是应当由自己把握的。我的为人处世，为官清正廉洁，谁不知道？子女们更是一清二楚，可他们不跟我学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 ”

那朋友觉得他在子女的教育问题的认识上，有一些偏差，便对他说：“你儿子出了问题，当然应当首先是由他自己负责。但作为父亲，你独善其身，只注意自己的品行修养，却不注意主动地有针对性地去后发、诱导、教育子女，这也是不对的。‘身教’固然是重要的，但没有进行必要的‘言教’，‘身教’也不会发挥很大作用的。不能认为自己行得正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你儿子之所以犯罪，不能不说与你只知道‘身教’而忽视‘言教’有关系。‘身教’与‘言教’是相锸相成、相互依存、相得益彰的，任何的偏废，都不会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。你在外公务忙，这是事实。可你再忙，也不能以此为由推卸自己教育子女的责任，要设法与子女保持联系，通过别的方式对子女进行必要的教育。”

知心朋友一番推心置腹的话，使刘实深受后发。他深深感到儿子的违法犯罪，是与他不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思想上的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。他觉得自己不能推卸责任，要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。从那以后，刘实切实负起了自己作为父亲应负的责任，既注重“身教”，也注重“言教”。在他的培养教育下，其他的子女都成长发展得不错。

家长以身作则，是家庭教育成功的最重要的教育因素，是子女接受家长教导的前提。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：“父母对自己的要求，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重，父母对自己一举一动的检点：这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教育方法。”

但是，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。人们接受周围人的影响，并不是消极、被动的。人对周围环境的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。这种能动性，表现在：人对周围环境所做出的反映，是要受他自己巳有的知识、经验、思想意识，以及这种知识、经验、思想意识基础上产生的需要和兴趣制约的。就是说，人的知识、经验获得以后，思想意识形成以后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。在纷繁复杂的周围环境因素中，究竟要接受哪些影响，人们会有选择取舍的。

在家庭里，子女和父母在一起生活，他们可能向父母学习，也可能不学；可能按照家长的行为模式去做，也有可能与家长的行为模式背道而驰。因为子女长大以后，活动范围广，接触的环境曰趋复杂，不仅只有家长的影晌。

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不仅自己要以身作则，首先成为那样的人，也要注悉在曰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对子女进行教育，引导子女明白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人。

也就是说，在“身教”的同时，要进行“言教”。只有二者有机地密切地配合，两种教育方式方法同时实施，才能互相补充、优势互补，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