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早日成就一番事业,而很少有家长希望儿孙像汉朝的朱买臣那样,五十岁以后才发达。
虽然历史上名人早成才的实例不少,神童的故事也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,比如: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三岁学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,五岁时已读遍六经;明朝的解缙六岁时能作诗,十八岁考中进士;秦国的甘罗十二岁游说赵国,被拜为上卿,等等,都被传为佳话。但更多的情况是:不论实际情况如何,只要孩子稍微表现聪颖,就断定孩子为早慧,不同于众人,便安排繁多读书识字之事,日夜督促,形成一种造就神童的幼教方式。
中国古代也有过度重视早教的现象。特别是宋元以来,由于科举规模的日益扩大,读书功利性的目的越来越强,家庭教育中偏重智育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。
按一般的标准,儿童识字读书从七八岁开始,参加“童子试”。但为了能让子弟早日出人头地、快速成才,有些人家甚至三四岁就开始让孩子识字读书,五六岁便入塾馆学习,十二三岁便将孩子视为神童给以强化教育。比如,宋朝贾黄中幼时聪慧过人,为了能让他早取功名,他父亲竟然拿来与小他身高相等的一大厚摞书籍,令其日日诵读,还美其名曰“等身书”。
有时候这样做的结果与家长的期望往往是适得其反。清朝光绪时人炳半聋,日夜督促儿子读书,儿子十五岁的年纪已经读完了“十三经”及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等书,而在他这个年龄的多数学童一般只能读完“十三经”中的“四书”“五经”部分。由于过度劳累,儿子年纪轻轻竟吐血而亡,炳半聋至此才后悔不跌。
当然,历史上还有不少人是不赞成子弟过早、过速成才的。他们认为人的资质都差不多,早慧与晚成,不过是才智开发的早与晚的问题。神童之说弊大于利,而且在“神童”的名下,容易造成孩子自视过高,众人的期望也过高,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,于孩子成长不利。
东汉太中大夫陈韪对四岁让梨、少年聪慧的孔融就很不以为然,说:“小时了了(聪明伶俐),大未必佳。”诸葛亮也有与陈韪相似的看法,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书信中谈到了自己对儿子诸葛瞻的忧虑:“瞻今已八岁,聪慧可爱,嫌其早成,恐不为重器耳。”诸葛亮的担心是:儿子聪慧过早外露,早有名气,在周围的赞誉之中容易自满自足,最终反而会没有什么发展。诸葛瞻后来的情形也确实如其父所忧虑的那样:蜀人因其才敏,又念及其父,朝廷每有善政佳绩多归美于他。虽然诸葛瞻最后是为国事死难,但正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评价的那样:“智不足以扶危,勇不足以拒敌”。
道光时期的启蒙教育家王筠在《教童子法》一书中也告诫家长们说:孩子如果没有基础,入学后长进慢,时间一长容易产生自卑心理,这样会耽误孩子的一生。他也反对过多加重孩子的学习负担,说:“小儿无长精神,必须使有空闲”,安排一些有趣味的学习。“人之才不一。有小才而锋颖者,可以取快一时,终无大成就。”
所以说:早成,对儿女来说不一定是有益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