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丹：孩子成长比成功重要

现在的孩子远离了“分享”

以前人们夸孩子，经常说他“家教好”，现在人们夸孩子，这么说的越来越少了。家长们说得更多的是孩子“奥数拿过冠军”“英语口语考了多少级”。在评价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人格的成功标准，却渐渐忽略了自然人格的流露。

可我依然喜欢“家教”这个词，因为它是一种耳濡目染，是一种长期的人格养成。对中国人而言，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基地。孔子提出人的学习要分为几个阶段：第一阶段“入则孝，出则悌”，就是讲家庭教育；第二阶段是“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”，说的是社会教育；第三阶段是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，意思是说你前两个阶段都完成了的话，就可以去学习文献知识了。我们现在是反过来了，在学校接受了很多年的教育之后再去接受社会教育，而家庭教育呢？往往被我们牺牲掉了。

传统的中国人接受的是一种农耕文明的土地教育。孩子春天撒着欢儿地玩耍，夏天在河沟里游泳，秋天掰玉米、刨土豆回来烤了吃，冬天换上新棉袄放鞭炮、贴春联、过大年。四季的循环，在农耕文明里清晰展现。因为崇尚多子多福，每家每户都是大的拉扯着小的，一个馒头热气腾腾地出锅时，可能要掰成几块，每个孩子吃一块，这就叫分享。

我们现在的孩子，远离了“分享”这个词。家里的水果，都是爷爷奶奶洗好了、削好了、切成块、用叉子叉着喂到孩子小嘴里，说：“多吃两块，你还得练琴去呢！”从一人捧着一块馒头在阳光下玩耍到现在的锦衣玉食、水果送到嘴边，我们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？

进步有它的社会标准，同时也有它的心灵标准。有时候我们只欣喜于得到的东西，却忽略了付出的是什么。今天，我们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知识，但付出的却往往是孩子快乐的能力。

拿我和我的孩子来说，我们童年的游戏方式就有着天壤之别。我小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，在北京的小胡同里，女孩子流行玩扔沙包和跳皮筋。橡皮筋一角钱可以买一大把，然后一根一根地把它们套起来，连成一根皮筋，从脚踝到腿弯到大腿到腰间到肩膀，可以一直跳到“大举”。那时，大家都穷，但是穷有穷的玩法，而且玩法公平，哪一方输了绝对不许耍赖，谁跳坏了谁就得下来撑皮筋。这是一种游戏规则。

现在我居住的小区里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滑板车、一双轮滑鞋，孩子们滑到面前，彼此打个招呼就又散了。他们拥有的空间越来越大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但是他们失去了群体游戏的环境。滑板车和轮滑鞋给了他们自由奔跑的速度，却缺少了大家都必须服从的规则。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长大了容易耍赖？因为他们小时候处于规则之中的时间太少了。我们跳皮筋、扔沙包都是和同龄人一起，你要是耍赖，人家就不和你玩了，所以我们会认同规则，遵守规则。

再看我们今天的孩子，他们也是好孩子、乖孩子，但是他们在玩的时候缺失了游戏规则的协商和认同，当所有的孩子都踩着滑板车在速度中独往独来时，他们怎么能懂得牺牲和谦让？

家教是一种伦理的认同，也是一种规则的认同。家庭教育是让孩子从小就找到一种生命的自觉，一种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自觉。这种服从是伦理的服从，规则的服从，个人对集体的服从。为什么很多考上大学的高才生，在人生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，与人发生那么多的冲突呢？到了念大学时，你再告诉他们什么叫作规则，已经有些晚了。

家庭教育是教给孩子一种态度

我们都知道“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”这句话，但是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往往很混乱：一方面我们教育孩子要尊重老人，另一方面老人却在伺候孩子；一方面我们告诉孩子要尊重他人、服从规则，另一方面，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中，孩子依然唯我独尊；一方面我们嘴上告诉孩子要艰苦朴素，另一方面我们不断给孩子买奢侈品。

“言传不如身教”，相对于行为的强大，思想和语言往往是苍白无力的。我的女儿也是独生女，她两岁时，我就告诉她，姥姥有糖尿病，每次吃饭前都要吃药。于是，她养成了习惯，每次吃饭前刚拿起筷子，她就说：“姥姥，吃药。”她明白她对姥姥是有责任的，有了责任会觉得很光荣。以前我们带她出去玩，她都会带一个布娃娃，说那是她的“妹妹”。但是她长到4岁，我们再带她出去玩，她就不带“妹妹”了。我们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要腾出手来扶姥姥啊！”

去年春节，我带她去丽江玩，女儿第一次去养鸡场捡鸡蛋，感觉特别新鲜。回来后她一只手握着一枚鸡蛋，吃饭时也舍不得放下。我们都笑她：“你那鸡蛋都快孵出小鸡来了。”在机场过安检时，她也攥着不放。

就这样，两枚鸡蛋“颠沛流离”地跟着她回到了城市里的家。一进门，还没来得及换鞋，她就扑到姥姥怀里说：“姥姥，我给您带回两个鸡蛋！”那一刻，我心里挺惭愧，因为我顶多想到给我妈买些土特产，没想过不花钱还能给她带回些什么。

那时，我就想，孩子做了什么事本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心中有没有牵挂。一个从小懂得牵挂别人的人，长大了才可能被别人牵挂。家庭就是一个让我们从小酝酿牵挂的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家长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。今天，我们常感到人越来越像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件，越来越失去了属于各个家庭的烙印。“烙印”这个词的英文是“brand”，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“品牌”。企业要有品牌，其实人也需要有品牌。人的品牌不是你拥有几亿资产，拿到了多高的学位或是有多么显赫的地位，而是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家族烙印融入社会，我们用怎样的个人印记去对抗过于规范化的“流水线”。

家庭教育输出的终端产品，是“态度”。我女儿4岁时，在手工课上做了一个花篮，很漂亮，于是就把它摆放在家里。一天，只听“哐当”一声花篮摔倒了，花篮的一个角摔出了一个三角口子，她“哇”地哭了。我说：“我们试试，看能不能让花篮比没摔破时更漂亮吧？”我们又是剪又是贴，她还用彩笔涂上颜色，最后，我们做出了一个不比以前逊色的花篮。女儿高兴地对我说，“妈妈，我懂了，哭是没有用的。”我听了很欣慰。但是让我郁闷的是，后来家里每逢打坏什么东西，她都特别高兴，说：“我们试试，看能不能让它比没坏的时候更好看？”

当然，不是所有的东西经过补救，都能比它没坏的时候更好，我们的底线只是不让它更坏。这是生命的一种修复能力。一个人一辈子会遇上什么事情，谁也无法预料，但是修复生命的能力，却一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而孩子一旦有了这种对万事万物的乐观态度，我相信他会始终对社会报以信心和热情，而社会回馈给他的是幸福和成就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