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酒吧不大,正是晚上八点时分,这是属于我们这些唠叨母亲的晚上,我们的孩子都在小镇的学校读四年级,拥有共同的老师——施密特夫人。
我们半年会来一次大聚会,每次都在这个古老的酒吧里。十几个母亲,大家都有说不完的牢骚,道不尽的期望。半年前的那次聚会,提莫夫人说,我家尼克每天下午坐在那堆数学题前,眼眶就团了一湖水,真不明白这个老师,为什么就不给孩子布置一些他们能解决的题目。鲁芬太太喊,这样下去还了得吗,我家卢尔有不懂的,向老师询问,老师居然回答,已经在课堂上讲过了,你再仔细想想。卢尔是红着脸走回家的。来自意大利的帕瓦夫人,也慢吞吞地拼凑起脑子里的德文单词:是呀,你们看,每个周一便把一周的作业拿回家,那些英语作业,孩子连怎么读,是什么意思都不懂,便要去做作业。如果我这个妈妈不懂一点英语,那就得花钱找人去辅导他了,这个老师,到底在干什么呢?
半年后的这个晚上,这三位母亲都缺席了我们的聚会,他们的孩子一个转到邻镇的公立小学,一个转到附近新开的一所试点私立学校去了,还有一个孩子,主动要求留级。
这是些信奉“树挪死,人挪活”的母亲。
这些有胆量挪走的人,毕竟是少数。更大部分的,像我们这十几个今晚坐在酒吧里的,还坚守着阵地。但是我们的坚守不等同于妥协,我们都在着急地寻找出路。
而且,我们也在想着那些人会不会“一挪通天途”,会不会离开这里,又跌进另一个更痛苦的漩涡。
你看,多少中国人在微信里流传着关于德国教育的神话:只上半天课;作业一个小时便完成;拥有足够的自由活动时间是孩子们的权利,谁也不可以剥夺;孩子的自尊心要受到尊重,不能在班上公开每个孩子的测验成绩……
可是你看,坐在我旁边的科姆夫人,她正在对德国的教育系统摇头叹息:“四年级结束,就要分流去读中学,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决定他未来的路,太荒唐啦!我绝对不会给孩子施加压力,如果他达不到上文理中学的分数,那就去实科中学。”要知道,科姆夫人可是一个法学博士,她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在德国,文理中学是通向大学院校的康庄大道,实科中学则多是通向职业技术学院的。还有,斯德太太也发言了:“这个施密特夫人,从来就不是一个懂得调动孩子学习积极性的老师。”德国的小学,班主任老师要扛大部分的课程,语文、数学、自然常识,还有音乐、艺术、英语、体育也一并上,如果孩子不喜欢这个老师的话,那就彻底完蛋了!
轮到我了。大家都问,你们中国的教育制度,没有德国这般糊涂吧?
我说,施密特夫人给孩子布置了一道数学题,孩子做不出来,你们便这么多牢骚。可是,你们见识过什么叫奥数吗?在中国,许多孩子都去上的。
大家有点面面相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