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培恕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次子,他爹认为兴趣即生命。
回想起来,父亲(梁漱溟先生)对我们是一切方面都不做硬性规定,从不指明我们应该怎样做,只有一个得当与否的暗示。
哥哥各门功课同样好,我是非常偏,极怕数理化。如果病只在偏,那还好,恐怕最重的病在意欲纷杂。
不必缕述我在十来岁时,一共改变了多少次主意、换了几个学校,其间还两度退学自修。可以说我的愿望简直南辕北辙,一时要投考空军幼年学校,一时又说不耐正规学校施教方式,愿意在家自修,进了美术学校又想转学新闻。
若是别的家长早发火了,能感觉得出,父亲每次同意我改变主意都属勉强赞同或勉强不加制止。当时我只顾高兴又获批准,对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全不留意。等我留意了,却已太晚、太晚。
那是在他逝世后四年,通读他写的书时才感慨万端地发现那道理:“大约一个人都蕴蓄着一团力量在内里,要借着一种活动发挥出来,而后这个人才是舒发的,快乐的,也就是合理的。我以为凡人都应该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一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。喜欢一种科学,就弄那种科学,喜欢一种艺术,就弄那种艺术。总而言之,找个地方把自家力气用在里头,让他发挥尽致……”这说的不正是我吗?然而与此同时,这又是一个普遍的道理,人人应该如此。
我还重读了父亲当年给我的信:“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,不在此则在彼,兴趣就是生命,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,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。”
他想鼓舞我的兴趣,增强我的生命,允许我试了一次又一次,这是他的父爱方式。
当我东奔西突时,哥哥对自己将来干什么已有明确意向——为社会大众服务,写信问父亲做什么比较合适。父亲的回答是:只要有这番诚意就好,干什么都可以,而且“有无成就,亦可不管”。那时,我够不上谈这个问题,“有无成就,亦可不管”包括我在内,则是清楚的。
有些家长喜欢子女步自己后尘,督促子女在学校取得高分更是常见,他却从来不问我们考得怎样。不是分数高低不代表什么,他是引导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分数上。他对中山大学学生说过:只有你想吃,吃着才有味,吃了才消化,成为“你自己的”。
哥哥还曾问父亲:做学问与做事是否为两条路,自己宜于走哪条路?
他的答复分作两点:平常,熊十力先生教育青年,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择其一。择取之后,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,“这自然很有道理,亦是一种教法”。不过他似乎更肯定自己走过的路:“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,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。”出世的要求强,看佛书多了,不知不觉转入哲学一路;当感受到中国问题的刺激,心中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强,不知不觉涉足政界,全不是有心去求得的。
再一点是:现在任何一件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内的。例如为解决人民生计而搞合作运动,合作就是一门学问,学或事“不必太固执一偏”。
父亲特意说明,这虽是他走过来的路,却不必学他。依他看,发愿是根本,他发的是佛家那种愿,他从不希望别人这样做。他深感外语不好缺少治学工具,只一次在信中说,“或许培恕将来能学好外文”,并无具体要求。他对我们的期待只是发愿为大众服务,生命力得到舒发,即是好的人生。